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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革命火种 培育革命英才———记首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田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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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市政全媒体据陕西法制网讯(通讯员 李 林 任明节)田伯英,原名田毓藩,字伯荫,后改为伯英。1897年2月23日,出生于陕西蓝田白鹿原田禾村。父亲田实秀,曾考取甲等医师,以教书为业兼做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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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伯英9岁入本村私熟,14岁入县立高小。辛亥革命爆发后,一批陕籍留日学生回国投身革命,并于1912年在西安创办三秦公学,田伯英随即入三秦公学。受辛亥革命的影响,田伯英决心把自己融入到社会的进步发展之中,他尤其推崇李仪祉先生“感念祖国之危,复思家门之难”的爱国热忱。铭记李仪祉先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一切事情要讲求实际,不要争虚名,时时想到如何使可供一般人民受到我的益处”的教诲,并躬身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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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岁,田伯英由三秦公学毕业,因家境贫寒无力升学,在家务农年余时间。但白鹿原的肥水沃土无法拴住他渴望飞翔的心。他立志做一名优秀教师,为改变文化教育落后的家乡作出奉献。1917年,他带着二弟和几位同龄伙伴,抱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远大志向,不畏艰难困苦,长途跋涉到达湖北汉口,追寻辛亥革命的遗迹。1918年,田伯英返回家乡,在康禾村初级小学当了一名小学教员。他既注重教书,同时更注重育人,坚持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灌输予每个学生。他的学生赵伯平(解放后曾任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不忘恩师栽培教养之恩,每逢春节坚持登门拜访,赵伯平在晚年回忆中写到,自己一生中有两位难忘的老师,其中“一位是1918年在本村初级小学的青年教师田毓藩,字伯荫,有较高的反封建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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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秋,田伯英考取了北平高等师范学校(公费资助)学习英语。次年署假,因母亲不幸病故,由北平回乡奔丧。期间,他联络召集同乡进步青年刘子南、胡子琪、张允吉、赵秉彝等40余人,在孟村成立了“勉学会”,旨在“了解社会动向,关注民生疾苦”。并与“勉学会”成员共同努力,在原巩村“朝阳观”旧址创办了 “蓝田第一小学”,成为白鹿原培育英才的革命摇篮。
  
  在北师大求学期间,田伯英深受校长陈宝泉、教员范源濂的影响,阅读了大量中英文书刊。通过研读《向导》、《新青年》等杂志,民主、科学和爱国的理念,在他纯洁的心灵生根发芽。他初步接受了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即“谋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西方哲学理念,从而树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思想。田伯英刻苦学习,勤奋上进,曾撰文投稿《秦钟》杂志,获省长津贴嘉奖。在北师大期间,他参加陕西旅京学生会,并当选北师大同乡代表。1923年,田伯英由学长魏野畴介绍,加入旅京陕西青年进步团体共进社。其刊物《共进》,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初期,共进社成员大多数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地区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坚力量。
  
  1924年7月,田伯英从北平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应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聘请,到绥德四师任英文教员。田伯英到达四师后与国文教员王懋廷(云南祥云县人,1922年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居一室,关系甚密。王懋廷向他推荐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新青年》、《独秀文存》等马克思主义进步书刊,共同探讨和研究社会、时局问题,并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王懋廷的建议下,田伯荫将自己名字中的“荫”改为“英”。同年10月,田伯英由王懋廷介绍,向中共北京区委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由学友屈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党员。他以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在绥德四师秘密开展创建CP(共产党)和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活动。11月,在绥德四师首先组建成立了中共绥德小组,因田伯英具有公开的国民党员身份为有利条件,加之他老成持重,从不张扬的内向性格,李子洲、王懋廷推举他担任中共党的小组组长。1925年初,在中共北方区李大钊派遣的中共党员耿炳光的帮助下,在绥德四师建立了陕北第一个党的支部——中共绥德支部,支部书记初由李子洲担任。不久,为工作便利计,田伯英任支部书记。同年春夏之交,由党支部扩建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田伯英继任特支书记。1924年12月,在绥德四师建立了陕北地区第一个青年团组织——SY(社会主义青年团)绥德支部。
  
  田伯英在担任四师英文教员期间,任课较少,他集中大量时间和精力同王懋廷首先积极发展共进社社员,吸收白明善、杜嗣尧、罗百福、李明轩等进步学生加入共进社,并在四师建立了共进社绥德分社。不足半年时间,先后在榆林、延安、清涧、米脂、葭县、横山、定边、保安、神府等地发展共进社员五六十人,为绥德四师和陕北各县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创建,打下了可靠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26年5月,遵照中共北方区委指示,中共绥德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绥德地委),田伯英任地委书记。地委下辖支部3个,特支3个,党员发展到30多人。四师党团组织的活动,影响、波及陕北各地,政治空气空前高涨。绥德四师被誉为陕北的“上海大学”、“苏联驻华大使馆”和“西北地区革命摇篮”。
  
  1926年署假,田伯英赴北平出席共进社代表大会,由中共北方区委宣传委员耿炳光引领,田伯英去苏联驻华大使馆,接受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接见。田伯英向李大钊先生汇报了陕北党组织的发展和工作情况,并听取了李大钊先生对陕北工作的指示。同年11月西安解围后,绥德四师校长李子洲应聘出任西安中山学院训育长。同时,为开拓陕西的国共合作新局面,秘密从事统一战线工作。不久,四师教员杨明轩也赴任陕西教育厅长,在他启程的前一天晚上,田伯英主持召开中共绥德地委会议,在征得本人同意后,田伯英介绍杨明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李子洲在给田伯英的回信中称赞“你们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1927年2月,遵照党的决定,田伯英调任延安四中校长,并秘密组建成立了中共延安地方执行委员会,田伯英任地委书记。按照党的“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延安四中田伯英积极组织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学生,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下乡,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帮助各地建立农民协会。号召广大劳苦民众抗粮、抗税,开展反帝、反封建、反贪官污吏和反土豪劣绅的革命斗争。农会会员迅速发展壮大,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气壮山河。党团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为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到延安后,5月9日,在延安城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各界群众集会,田伯英应邀出席大会。在会上田伯英声色俱厉,痛斥蒋介石判变革命、屠杀工农、破坏国共合作和实行法西斯独裁的滔天罪行,誓言为李大钊先生雪冤报仇。
  
  “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紧步蒋介石后尘背判革命,国共在西北地区携手合作、共同开创的国民革命遭到彻底破坏。不久,延安驻军参谋张采芹,召见四中校长田伯英,下达陕北镇守吏井岳秀查封学校的指令。田伯英沉着镇静,立急返回学校,将党的秘密文件,党员名册焚毁,将有关书刊装箱,委托学校杂役宋光祖带出学校藏匿,然后交待办理了学校的相关手续。至此,延安四中被查封,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白色恐怖弥漫陕北大地。师生中的党团骨干星散隐蔽,局势急转直下。延安已无立足之地,田伯英决定只身返回西安,向党组织汇报工作。且传来著名共产党人刘含初在家乡黄陵惨遭国民党反动军阀杀害的消息。他只得绕道小路,经洛川、过宜君、行至三原,又传来白色恐怖笼罩西安,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的消息,他又辗转返回家乡白鹿原。由于诸多原因田伯英失去了党的关系。
  
  1928年,西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侯佩苍写信约请田伯英来校任教,他再次离开家乡,出任一师教务主任。1931年秋,一师校长被学生驱逐离校,次年1月,田伯英继任校长。同年4月,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来陕,在西安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片面抗战政策。25日,数千名爱国学生齐集民乐园礼堂,高呼:“反对不抵抗主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立急出兵抗日!戴季陶滚回去”的口号,会场乱作一团,愤怒的学生放火焚烧了戴季陶的汽车。次日,学生继续上街游行示威,女师等校学生和一师学生卢成钫在游行中与军警发生冲突,不少学生受伤或被宪兵抓捕。校长田伯英带着慰问品亲临医院、警察局看望交涉,并感叹:“爱国有罪,校长不好当”。他亲自赶到教育厅面呈厅长李百令,通过警察局释放了他的学生卢成钫。他的正义举措,受到广大爱国学生和家长们的高度赞扬。
  
  1929年,关中大旱,饥殍载道,人相食,百姓流离失所。民间请愿兴修水利的呼声日益高涨。1930年扬虎城督陕,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他倾听民意,决定在关中地区率先兴修水利工程。遂聘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陕西蒲城人)先生出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并筹资百万,兴建泾惠渠水利工程。1932年6月,一期工程竣工通水,可灌农田50万亩。
  
  为管好、用好这条惠及关中人民的水利工程,杨虎城决定选择一位勤政爱民,踏实肯干的人担任泾阳县长。由于田伯英在陕西教育界德高望重、清正廉洁的声望,在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员南汉宸的举荐下,田伯英被选定任命为泾阳县长。
  
  同年秋,灌渠主渠道竣工,但浇地斗分引渠尚未建成,一旦开闸放水,将会冲毁新修的渠堤,发生水患灾害。但持续大旱,禾苗干枯,迫切渴求放水浇田的群众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刚刚履新赴任的县长田伯英,目睹枯萎的麦田和群情激愤的民众,心急如焚。他沉着冷静,审时度势,既理解群众的迫切需求,又考虑灌渠的安危。他一边向民众耐心解释不能开闸放水的利弊,一边动员旱区群众挑水浇田。同时,动员受益灌渠群众,实行以工代赈,尽快修建干、支、斗分引渠。并通过丈量土地,坚持合理负担,以灌养渠的原则。田伯英深入细微的群众思想工作和实事求是的决策,得到广大民众的理解和拥护。
  
  1935年,泾惠渠全线贯通,惠及关中5县,灌溉农田面积140多万亩,从根本上改变了灌渠的农业生产条件,粮棉产量稳定高产,经济效益逐年迭增,人民生活空前改观。泾阳县获得了关中地区“白菜心”的美称。田伯英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千秋功业,永垂青史。
  
  李仪祉先生首次募集泾惠渠水利工程款时,与捐资的“华洋义赈会”约定,灌渠建成后,坚决不得浇灌洋烟(鸦片)苗。县长田伯英不折不扣,坚决执行禁烟决议,在全县范围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运动,并自任禁烟组长,在灌区逐地逐块检查,发现一块,铲除一块。云阳镇民团团长赵万里无视禁令,违规种植洋烟。田伯英发现后,当机立断,予以全部砍伐,群众交口称赞,拍手叫绝。至此,泾阳全县无人再敢种植大烟,成为全省唯一的无烟县。
  
  在泾阳任县长期间,田伯英不仅狠抓农业生产,大抓水利建设,而且特别注重文化教育。他大力倡导引进新式教育,坚持主张淘汰顢顸迂腐的旧塾师。1932年冬,泾阳县举办了有150多人参加的寒假教师讲习班,田伯英亲临讲习班授课。1933年至1934年,全县创办民众学校50所,公办小学10所,极大地改变了泾阳县的文化教育。为解决办学经费困难问题,1933年2月10日,田伯英呈交省政府提案,言述:“当此国家命脉之教育破产之时,建议将本县水捐每亩提成壹角作为教育经费,以救亡面临的春季开学”。当年田伯英以工整小楷亲书的提案原件,至今完整地保存于陕西省档案馆。
  
  田伯英在担任泾阳县长期间,积极支持学生革命活动,多次掩护中共党的地下工作者开展工作,中共负责人汪锋、赵伯平曾与田伯英联系密切,并给予全力帮助。曾秘密配合著名作家冯润章、王子常等地下工作者营救被捕的陕甘游击队政委杨森、参谋长张富贵和马赫等三名共产党员。
  
  1932年夏,刘子丹率领陕甘游击队(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转战泾阳县周边地区,迂回发展革命军事力量。期间,由政委汪锋策划了绑架安立森(美籍挪威人,系“华洋义赈会”派往泾惠区水利工程师)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此,蒋介石曾亲自斥问“县长是干什么吃的?”于是,撤销了田伯英的县长职务。正在患病的李仪祉闻讯后,当即约请田伯英会面,恳请田伯英回泾继任,确保泾惠二期工程顺利实施。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亲自批示,责成省建设厅长胡毓威出面,再次任命田伯英出任泾阳县长。田伯英难辞昔日恩师的诚恳挽留,接受了先生的重托。他不负李仪祉先生之重托和泾阳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于1935年圆满完成泾惠渠二期水利工程。但田伯英又以“为部队军需催款不力”,再次撤职。不久,省政府第三次挽留任命田伯英回泾主政,但他痛下决心,坚决摆脱腐朽黑暗的政治漩涡,拒绝了按规定领取的300元(大洋)离职金,带着泾阳庶民百姓赠送的“为我小民”横匾,离任泾阳,返回他从事多年的教育生涯。先后执教于西安省立二中、女中、西乡省立女子中学,并义务兼任力行中学校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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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3月8日,李仪祉病逝西安,为了纪念李仪祉先生兴修水利的丰功伟绩,田伯英发起创办一所以李仪祉命名的学校,他的倡导很快得到于右任、杜斌丞先生的鼎力支持。旋即,在西安成立了“仪祉农业学校”筹备委员会,杜斌丞任董事长,田伯英主持常务工作。随后,校名定为“私立西北仪祉农业学园”,校址选定泾阳县泾惠渠畔杨梧村。1941年“仪祉学园”正式招生,1943年,增设初中班。仪祉学校的创办,培育了一大批农业水利专业技术人才,为发展陕西农业水利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西安解放后,田伯英被选为新政权干部培养对象,1949年8月,进入西北民大学习,毕业后分配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大学委员会工作,1950年4月,调入陕西省水利局任主任秘书。1969年10月,田伯英病逝西安,享年72岁。
  
  田伯英才高八斗,甘为人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呕心沥血,桃李芬芳。他在绥德四师任教时间短暂,但他肩负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的重托,在李子洲的领导下,同王懋廷、常汉三、韩叔勋等仁人志士同心同德,携手合作,在陕北地区播撒了革命火种,点燃了西北地区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为中国革命培育了以马明方、刘澜涛、高岗、安子文、张德生、贾拓夫、崔田民、白明善、乔国祯、杨重远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诸多原因,田伯英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但他思想上和行动上一如既往,始终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他的心目中人民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田伯英老师永远是绥德四师和绥德人民尊敬和爱戴的良师益友。
  审核:杨海卿/编辑:韩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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